公元766年至779年，是唐代宗李豫在位的第五年至第十八年，年号大历。这个年号在唐代历史上并不显得很特别，但对于唐诗来说，它却标志着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划分唐诗的阶段，有所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和诸公）之说。他所说的“大历体”仅指“大历十才子”，而其实十才子的诗并非都写于大历年间，他们本身也不能完全代表同代人的创作，所以现在我们说起“大历诗”时，指称的实际上是生活在大历前后的一批诗人的创作，具体地说就是李白、杜甫以后，韩愈、白居易以前活动在诗坛的一批诗人。作为一个诗史的阶段来考察其创作时，我们可以把它的年代具体限定在天宝十四载（755）至贞元八年（792）之间。前者是安史之乱爆发、社会产生大变动的起点，后者是陆贽放“龙虎榜”，韩愈等一批文学新人登上文坛，权德舆等一批名士由地方入朝，取代李益等老辈名家主盟诗坛的开端。前后近四十年，构成了唐诗由“盛”向“中”转变的过渡阶段。

这四十年间，天宝名流相继凋落，而元和巨子尚未长成，诗坛相对岑寂，没有一流的大诗人，也没有公认的诗坛领袖。除了韦应物自成一体，后来与柳宗元同被推崇为清淡诗风之宗外，就只有刘长卿勉强能进入名家的行列，其他诗人只能凭着一二名章迥句在诗史中留下名字。读这个时代的诗，首先给人留下印象的不是突出的个人风格，而是鲜明的群体倾向。正像闻一多先生所指出的，大历的众多诗人“实际上可以看成一个人，只韦苏州是例外”（《闻一多论古典文学》第153页）。由于安史之乱带来的沧桑巨变，诗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丧失了盛唐人那种高亢昂扬的气概和热烈蓬勃的激情，变得意气消沉，萎靡不振，心理上笼罩着浓重的悲观情调。表现在诗中，就显得凡是构成盛唐气象的观念、气魄、情调全都黯淡了，褪色了，为一种疲倦、衰顿、苍老而又冷淡的风貌所取代。共同的心理基调，决定了诗人们在感受和表现方式上的共同取向。程千帆先生曾精辟地指出：

首先把握这一点，对阅读和理解大历诗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与盛唐诗相比，大历诗的题材、主题都不能算很丰富，但它在某些主题上的开掘之深却是前人所不及的。因为大历诗产生在那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人们对生命的价值、生存的境况都有了更深刻的体认，对社会对历史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时代孕育出来的母题以深刻的体验和反思为基础在诗中得到了直观的艺术表现。大致说来，大历诗的主题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对社会、历史的反思。这在韦应物、戴叔伦、戎昱、耿祎等人的诗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对盛世的怀恋、对衰亡的哀挽、对现实的批判，强烈地贯注在他们的诗作中，典型地反映出一代人在经历浩劫后心灵上产生的迷惘和对此的反思。

（2）别离与友情。由于战乱造成流离和睽隔，长久的相思、短暂的邂逅都给人以刻骨铭心的感受。诗人敏锐的感觉和细腻的艺术表现把生活在战乱年代人们心理上迷惘自失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至，大历诗的名篇大多是在这样的时刻产生的。如戴叔伦《客夜与故人偶集》、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卿宿别》等脍炙人口的名作均为其例。

（3）乡愁羁恨。大历诗人多为中下层地方官吏，奔波行役或战乱避地，飘泊转徙，远离乡井。故乡对他们成为可望不可即的遥远殊方，只能在诗中寄托怀念之情。其中最著名的篇章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两句因为将羁旅中寻常的思乡之情纳入到除夕这阖家团聚的特殊时点上，除夕之即逝与万里外家乡之遥远在时空上形成强烈对比，衰老之感和怀归之思中蕴含的无可奈何情绪全被浓郁地烘托出来。

（4）向往隐逸。大历诗人失望于国运仕途，无不向往隐逸，寄情方外。与大量游寺、访僧之作相应，歌咏遁世之态也是他们乐于表达的主题。“且习子陵隐，能忘生事忧”，刘长卿这两句诗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隐逸的态度。

（5）放情于山水。大历时期北方战乱，南方相对稳定，大历诗人或避地或仕宦，多流寓于吴越一带，江南清空灵秀的自然风光成为他们寄托情怀，逃避现实最佳场所。他们在歌咏、欣赏这里自然美景的同时，也将自己黯淡、冷清的心境投射到自然物象上，使笔下的山水景物成为他们心境的外化，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盛唐山水诗的审美意趣。

大历诗的内容和主题虽然多种多样，但若从以上几方面细心体会到大历诗异于盛唐人的细膩深刻处，那也就容易领略到大历诗的味道了。

读大历诗尤其要注意的是，它是盛唐诗到中唐诗的过渡阶段。中唐诗的许多新变都肇端于大历诗中。从与开元天宝、元和长庆前后两个时期的对比中把握大历诗的艺术特征，是至为重要的。而考察大历诗从哪些方面改变了盛唐气象又是根本的根本。我个人认为，大历诗相对盛唐诗来说，具有这样一些方面的变异：

（1）在诗歌体式上，由盛唐的重古体转变为重近体。

（2）在审美趣味上，由盛唐的崇尚汉魏风骨转向追慕以谢朓为代表的六朝之风，由阳刚之美转向阴柔之美，由健朗的气骨转向悠远的韵致，由豪迈的气势转向幽隽的情调，由雄浑凝重的格调转向清空闲雅的意趣。

（3）在创作方法上，由盛唐瑰丽的浪漫主义转向朴实的现实主义，注重写实，擅长白描，工于形似之言。

（4）在主题取向上，由盛唐偏重于表现理想转向偏重于表现感受，由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感遇咏怀之作减少而酬赠送行之作激增。

（5）在作品构成上，由盛唐的物我对峙趋向于物我同一，主要通过移情手法来表达主观感受。寓情于景，意象具有静态性和具体性的特征。

如果具体说到大历诗的独特贡献，那么也许可以举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细腻深刻的情感表现。借张戒的话来说就是“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岁寒堂诗话》评张籍诗语）。大历诗人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情态，通过一些细节琐事深刻地表现出各种人生体验和心灵状态，如老僧谈世情物价一般，由于深明世故，反而有一种由冷淡变得笃厚的人情味。宋代范晞文在《对床夜语》中说:“‘马上相逢久，人中欲认难’；‘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皆唐人会故人之诗也。久别倏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会，殆如直述。前辈谓唐人行旅聚散之作，最能感动人意，信非虚语。”所谓“殆如直述”，就是不假各种间接表现手段而直接描写情感状态本身，即作情语，这是很难求工的。谁都知道，作景语易，作情语难，大历诗在这方面对古典诗歌的艺术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其次是纯熟的律诗技巧。大历诗人写作了大量的律诗，五律清空流畅，“隽不伤纤，又通体仍必雅令温醇”（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五律凡例），在盛唐之外别开了一个境地；七律则将盛唐人的技巧发展得更加纯熟，尽管法度较单一缺少变化，遣词造句堪称安稳妥贴，特别是萧散闲雅之风，宛转流利之调，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经过大历诗人的创作后，七律的体格韵调更趋成熟，终于成为较普及较吸引人的体式。

最后是流利的语言风格。大历诗务去陈言，少用典故，力求创造一付清新省净的语言。无论写景抒情都从客观对象出发，洞达人情，体会物理，绘声绘色，出语生新。虽有时雕琢过甚，但一般简洁雅致，不失自然，有一种萧散洒脱之美。这是大历诗令人瞩目的妙处，也是它在唐代诗歌艺术发展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至于大历诗的缺点，古人早已指出它“风干衰，边幅狭，耑诣五言，擅长饯送，此外无大篇伟什岿望集中”（胡震亨《唐音癸签》）的一般情况，我们还可以强调内容取材偏狭；表现直露，缺少余韵远致；结构落套、意思雷同三点，这是除韦应物、顾况外大多数诗人都未能避免的。

最后还要提到，大历诗人的创作在总体风格上虽体现出某种一致性，但在创作倾向上其实是有差别的。从诗人的生活道路及创作倾向来看，大历诗人起码可以划为三个群体：一是地方官诗人，包括刘长卿、韦应物、戴叔伦、李嘉祐、戎昱、独孤及等；二是京官诗人，如大历十才子、郎士元等；三是方外诗人，如皎然、灵澈、朱放、吴筠、李季兰等。

第一派诗人大都在江南任地方官，深谙安史之乱给广大农村带来的摧残，了解民间疾苦，所以在他们的创作中最突出的就是继承杜甫的反映现实的精神，广泛而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农村经济凋敝、井邑萧条的真实图景，对遭受战争苦难的广大人民寄予了深深的同情。由于他们自身经历乱离、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他们在诗中也着重表现了自身所属群体的痛苦经历和心灵创伤。对官场仕途的厌倦，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常成为他们乐于吟咏的主题。除了韦应物之外，他们大都长于律诗，五律在初唐的精工、盛唐的开阖变化之外更辟清空流畅一途，七律则萧散圆熟，显出技巧的成熟。就创作成就而言，地方官诗人才是真正代表着大历诗艺术水准的作家。

第二派诗人在当时声名藉甚，后人提到大历诗一般都以他们为代表。但实际上他们的得名仅因大历初出入王公贵族之邸，趋从陪宴的酬唱。李肇《唐国史补》卷上记载的一则佚事可见其创作之一斑：

郭暧，升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惟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端擅场。送王相公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刘相公之巡江淮，钱起擅场。

他们就是这样在权贵们歌舞升平的游宴上成为风雅的点缀，成为中兴好梦的装饰。这类作品大都粉饰现实，缺乏动人的内容。他们的创作中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叹老嗟卑、抒发身世之感的作品，因感情真挚、抒写深刻，产生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读十才子诗，在把握其共性的同时，也应注意个性的差异。钱起清空冷淡，韩翃潇洒俊逸，卢纶时有雄壮，李端圆转跳侻，耿韦、崔峒有宋人笔意……，凡此种种均须从其体段字句中细细琢磨。

第三派诗人是中国诗史上新崛起的群体，僧徒羽流诗人在大历形成阵容是一个有趣的文学史问题。这应与安史之乱后僧道纲纪散乱、禅风由谨严转向狂放及僧俗交往的频繁诸方面原因有关。如果把顾况也勉强列入此派的话，这派诗人的特点基本上可以说是追求通侻疏放的作风。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体式上，他们所刻意追求的都是与其生活趣味相一致的境界。除顾况、皎然之外，其余诗人成就都不高，作品流传下来也很少，但他们却是大历诗歌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他们的诗史意义和对中唐诗坛的影响都不可低估。

作为唐诗两大高峰——开元、天宝和元和、长庆之间的一个低谷，大历诗历来为人注意得不多。古人谈论大历诗通常是在论中唐时附及之，大历诗人的作品也无注释本行世。倒是清代乔亿有一部《大历诗略》，是专门品评大历诗的选本，此书现已不易见。今人有《大历十才子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所选实为大历名家，而并非当时的“十才子”，其间注释亦有可商，但仍不失为一个可读的选本。今日读大历诗，较完备的本文只能是《全唐诗》。此外，个别作家的别集今人已有注释、整理本问世，自然是更好的读本。如顾况诗有赵昌平的校点本（江西人民出版社），戎昱诗有臧维熙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李益诗有范之麟校注本（同上），卢纶诗有刘初棠校注本（同上），戴叔伦诗有蒋寅校注本（同上），钱起诗有王定璋校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至于研究大历诗人的参考资料，传记资料方面主要可参考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和他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同上）。前者收录唐代诗人生平考证文章二十篇，其中主要是考证大历诗人的生平；后者是对《唐才子传》所收唐代诗人事迹的综合整理，其中大历诗人的生平资料也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了订补。研究大历诗歌创作的论著，除了许多论文外，可以参考蒋寅的《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该书系统地对大历诗的审美理想、主题取向、感受与表现方式、意象与结构等问题作了综合研究，它提出的一些一般性结论有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大历诗人的作品。目前，中唐诗歌研究日益为学术界关注，大历诗歌也成为热点之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批更成熟的研究成果问世。其中包括孙望先生用功多年的韦应物诗校注，储仲君先生的刘长卿诗校注，蒋寅的《大历诗人研究》。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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